中新网上海新闻1月18日电(记者 许婧)“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该向哪些方向重点发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18日在上海表示，“十五五”时期的城镇化规划与建设，还是要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牵引下，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建立和谐能动的城城关系、城乡关系做文章。

　　当天，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等主办的2025城市科学新年论坛在上海举办，包括范恒山在内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十五五”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江南文化研究深化与江南文化价值阐释等展开深入研讨。

　　范恒山说，一是要立足于安全、舒适和协调持续提升城市品质。结合城市更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市智能化运行体系，增强城市精细度和柔韧性；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建筑格局，依其自然形成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物理与生态隔带；加强文化渗透，推动传统优良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依托城市载体蓄积与展现。二是要立足于共济互补优化城市间功能。控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发展规模，做强做实中小城市；加强经济圈建设，以产业协调为重点推动城市间特色发展和合理分工；建立都市圈同城化或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强重大工程建设和跨界公共事务的协同配合。三是要立足于振兴乡村深化城乡融合。推进城镇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改革，依托规模经营，推动城市骨干企业、现代经营模式和先进技术手段深度嵌入农村与农业；全面破除二元结构体制，保障农民与市民拥有平等的人身权利和发展环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运用经济与法律手段，遏制城市对农村资源的无偿或低价获取，推进各种形式的对口帮扶，把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转变为“辐射效应”。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主任刘士林在《“十五五”时期城镇化的问题挑战》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已经走过十年发展历程。十年来，城乡面貌和形象焕然一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持续丰富，城镇化建设质量不断提升。但各种城市病、后遗症、不确定性、风险挑战依然较多。面向未来十年，一是要处理好“资源条件”与“发展需要”的矛盾，把精明增长作为核心要求，通过提高效率、改变模式、减少内耗、加强协同来解决。二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矛盾，建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有机联系机制；三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矛盾，推动城市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构建高效能现代化治理体系；四是处理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矛盾。五是处理好“城市”和“城市”的矛盾，通过政策制定、战略研究和发展规划引领，在县城与城市、一般城市与中心城市、大城市与城市群、都市圈与城市群、城市群与区域之间，建立合理的层级关系和分工体系。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冯奎研究员直言，扩大消费是今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从城市经济来说，仍有大量工作可做。首先，要将消费作为城市的重要甚至首要功能定位。其次，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加力培育形成更多消费场景。第三，建设高能级的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消费空间。第四，实施有利于促进消费的财政税收与普惠金融政策。

　　学界认为，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商业城市、工业城市、文化(创意)城市三种形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郭万超研究员指出，目前，世界上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属第三种形态。这些城市都是国际或区域文化艺术中心，文化或创意产业成为其主导产业。“十五五”期间，中国的城市要顺应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注重文化空间重塑和文化生态涵育。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地方的消失”已不是新鲜话题，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将这一问题归因于“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冲突，以及支配性资本逻辑下地方的脆弱性。然而，这只是权力地景(Landscape of Power)视角下呈现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地方---尤其是全球感的地方(global sense of place)，不只是作为家园、社区、日常生活空间的“怀旧”地方，带来了都市复兴、创新集聚与新经济萌芽，而城市设计与地方品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城市竞争中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如何理解城市空间品质与创新集聚、新经济的关系？如何反思当下中国城市设计风潮与追逐建成环境投资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潜在的对地方性的消解？希望借由在上海开展的一点初步研究探讨创造更好“地方”的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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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