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10月21日电(记者 陈静)记者21日从复旦大学获悉，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大学在编纂《红色政权地图集》的过程中，翻阅大量回忆录、日记和地方档案后发现：红军走到哪里，就向哪里的人请教；老百姓知道什么，红军就学什么。

　　“‘二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程，加上其他三支队伍，总里程超过六万里。”王大学教授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34年8月，红六军团被堵在湖南郴县(现湖南郴州市界内)的一座大山前，唯一的上山小道已被敌军封死。在所有人都以为走不出去的时候，一位当地采药老人说，四十年前他曾走过一条没人记得的小路，那是一条地图上不存在的路。红军跟着老人，绕开了封锁线。

　　这位学者表示，在长征路上，这样的路有很多。它们不在任何军用地图上，只存在于采药人、猎户、船工、货郎的脑子里。谁记得哪条山沟能走、哪片草地会“吞人”、哪条暗流能渡、哪种野菜能吃……这些“冷知识”那时关乎一支队伍的生死。王大学教授表示：“采药人知道山里的旧径，猎户常走谷地和林间通道、货郎往来于村寨集市，知道哪些口子可以通行。他们熟悉的不是同一张‘地图’，而是各自生活里踩出来的路。 ”王大学教授指出，在正确的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下，红军充分利用沿途百姓的经验，这是长征胜利的“法宝”之一。

　　在采访中，王大学教授分享了红军翻雪山和过草地的故事。当时，南方来的战士完全没有翻雪山经验。在翻夹金山时，部队听取当地人建议，用棕毛缝背心、用缠着麻绳的竹竿做防滑拐杖，还用布遮眼防止雪盲。红军过草地时需要多个人配合带路。有一次，一位藏族向导认得路线却不会说汉语；一位回民能翻译但不认路；还有一位经商者懂路线和藏语。三个人合起来才把信息传清楚。

　　王大学教授介绍，在行进中，红军不断收集新信息、调整计划。“过草地时如果走错了路多耗几天，粮食和体力都耗不起。”这位学者举例，红三十军从毛儿盖进入草地抵达班佑后，按向导建议避开原计划中还要继续北上的一段草地，这样可少走约四天。这意味着减少了很多将士的伤亡。

　　在王大学教授看来，长征不仅是行走的过程，还是不断学习、整理和传递经验的过程。怎么做糌粑？哪些野菜能吃？这些都是红军在不断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当年，向导和通司(意为翻译、通事，即帮助沟通语言的人)教战士把酥油、青稞面与开水揉在一起做糌粑，教他们烧牛粪做饭；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前，向藏族民众请教哪些野菜没毒，还办展览让战士辨认。“在长征中积累的地理知识和生存经验，成为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开展山地游击战的重要能力、基础。”这位学者指出。

　　很多人以为群众路线的故事就是“老百姓帮红军带路”，其实远不止这些。王大学教授告诉记者，红军请老乡带路，会给予一定报酬，走到哪里都按当地规矩办事；在路上不让老乡另外扛东西，带到熟悉的地界尽头就让他们回家，并给其回家的路费。有回忆材料记载，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被请来带路，部队准备用担架抬着他，宿营时先给他搭好休息的地方。王大学教授认为，这些安排既是对人的尊重，也让合作能够持续。

　　据悉，一支红军队伍会把从当地民众身上学到的知识传给后续部队。向导带了一段路，后面的队伍靠路标和守则接着走；群众教了怎么辨别野菜，红军就组织学习，让更多人学会。王大学教授说，这不是当地民众简单的“帮忙”，是一次次知识、信任和生存能力的传递。

　　很多人一想到长征，就是“不怕苦、不怕死”。王大学认为，这还不够。在看回忆录的时候，人们会发现红军每走到一个新地方，第一件事往往是找向导、找通司、找本地人问路。这是制度、是自觉。老百姓看到这支队伍真的尊重自己、听自己说话，就愿意帮忙、愿意带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群众路线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支队伍在艰苦环境里养成的本能。”他指出。(完)

注：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   

编辑：王丹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