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11月3日电(李秋莹 肖峰)近日，《命运之城》中文版由光启书局出版。11月1日，“我们如何想象城市？——汤因比的《命运之城》”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7楼阅读推广厅举行。该书译者、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播客“城市罐头”主播姚嘉伟的主持串联下，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与文明、历史与当下的精彩对话。

　　从左到右：姚嘉伟(主持人)、陈恒教授、张松教授、罗岗教授

　　汤因比与《命运之城》

　　陈恒教授首先介绍了作者汤因比的生平以及学术经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堪称一部“神圣的”著作，对后来的思想史、文化史、城市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汤因比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突破了过去西方中心的叙事；其次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念来解析文明的演变。陈恒教授也阐释了书名中“命运”的内涵。城市的命运其实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构建了城市，但反过来，城市决定了人的性格和命运。汤因比目睹城市的飞快发展，担忧城市会走向无法预测的后果，而今天我们对于城市、技术、人工智能的未来同样感到不确定，“命运”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的共同关注和疑虑。

　　陈恒教授还介绍了《命运之城》在城市研究和城市史学术系谱中的地位。城市史是城市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专门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兴起于1960年代，1960年代是城市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诞生了许多经典著作，如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等。而《命运之城》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它是开创性的第一本大众读物。汤因比选择走出象牙塔，抽出一部分精力观察世界，向大众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

　　张松教授讲述了阅读《命运之城》的感受。《命运之城》的诞生正值1960年欧美倡导城市保护的背景，城市与文明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命运之城》根据文明和城市的形态来谋篇布局，且是集体创作，体现出了内容的多样性。书中丰富的图文对于城市空间的书写贯穿始终，体现出了空间的演变关系，这是建筑规划从业者所密切关注的。

　　罗岗教授则认为《命运之城》的一大特点是面向大众。汤因比虽然不是专门从事城市研究，但他设计了整本书，书中的书写跨度也是很大，囊括了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城市。汤因比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具备强大的学术组织能力，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部集体作品。整本书还体现出一种问题意识和强烈的危机感，表达出了对城市发展的关怀。如今中国正在大规模城市化，《命运之城》这部大约60年前的著作，不仅在1960年代应景，收获了许多读者，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命运之城》对城市规划保护的启发

　　城市规划、旧城开发、遗产保护等现实话题，为许多人所关注。三位教授分别从历史学、建筑规划、文学文化领域出发，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陈恒教授认为，人人都有三个世界。一是物质的现实世界，二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未来世界，三是往昔的精神世界。在现实当中，人们并不都是一帆风顺，都会引用历史机遇来鼓励自己，把过去的时间称为异域他乡。异域他乡对人类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民族国家会花很大心思去维护过去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需要通过不同的路径来维护，比如文学、史学。但是具象的城市、具象的建筑又不一样。这跟城市的保护、规划有很大的关系。旧有空间的开发，会让大家保留历史的记忆，保持对未来充满希望。

　　陈恒教授还回应了一个问题，阅读城市的历史，对于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城市也有性格，比如说伦敦的理性与秩序，法国巴黎的浪漫与革命，纽约的速度与激情。《命运之城》就反映出，城市与我们人类一样，是有个性的。追问这样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任务应当交给历史学家。但城市的性格也会无形中影响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这是与我们人人都相关的。城市的命运究竟走向何方？这取决于人类看待自身和看待城市的视角。今天世界是人类中心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打上问号，我们不仅要考虑人类，还要考虑动物、植物，以及那些非生命的世界(建筑等)。

　　张松教授介绍了西方一些经典城市规划研究者的理念，认为《命运之城》最后一章关于未来城市的预测是比较到位的，即城市走向了普世化。实际上在今天，从城市的外观、城市基础设施和人的交往模式而言，大城市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城市面临的问题非常大，不同城市的做法也不同，理念和实践存在一定差异。张松还认为，汤因比在《命运之城》提到雅典城是一个可以在15分钟内由此及彼的城邦。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15分钟生活圈”契合。这反映出，城市规划要注重人的使用便利。公园、大学城、过街天桥等设施的设计，都要注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未来城市可能会越来越好，这当然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罗岗教授举了巴黎、乌镇等不同城镇类型的例子，介绍了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等学术理念，解释了今天在历史书写和遗产保护领域，我们在不断把目光看向历史纵深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地把当下的经验用于历史写作和研究。罗岗还阐释了“想象”城市的内涵。城市是人类通过各种创造性活动造就的，在创造的过程中，人们会把自己主观的力量如何投射到客观的外在世界中，并且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来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城市保存的活力，或者说它毁灭性的力量，就在于它会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同时可能把旧的东西毁灭了。在城市空间被重新打造为市民公共空间或商业空间时，实际上它的用途都是改变了，旧的东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跟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和谐的。所以城市一直代表了平等，代表了人。这也是大卫哈维说的“进入城市的权利”。

　　从《命运之城》观照中国经验

　　《命运之城》虽然跳脱了西方中心，但是对中国的书写仅有“长安”一章，且是来自西方学者的二手经验。在今天，如何基于中国经验来看待这本书以及城市问题，三位教授对此阐释了自己的看法。

　　陈恒教授认为，在1960年代，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讲，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在欧美。但是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汤因比仍然在世，他一定会改变写作的思路和整本书的结构。有没有话语权，关键就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是因为中国的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到顶峰，在遭遇工业文明的时候毫无招架之力，所以造成了近代的落后局面。这种局面在1960年代达到了顶峰。汤因比在《命运之城》写到了中国，在当时已经属于比较激进的了，他倡导文明的对话，倡导大历史观，对中国的儒家文明充满着希望，对中国大加赞赏。今非昔比，我们应当致力于建设好这个时代，把新一轮的文明形态想明白，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现在人才积累丰富，越来越国际化，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而且历史的书写会越来越向中国倾斜。

　　张松教授认为，中国人很重视历史，历史对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也要注意到，西方的艺术家，包括人文学者很关注社会问题，也做出了一些实际的贡献，这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今天我们的人文学者、艺术家也应该更多地深入生活，关注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要呼吁、做贡献、有序地参与立法政策制定，发挥出聪明才智。虽然当代年轻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大数据、AI来写作，但是这跟现实还是有点距离。在未来，我们还是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多方面的技能，要有更多的人来综合历史与现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研判。

　　罗岗教授认为，其实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经验。虽然在汤因比的视野中，中国是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城市值得书写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江南的市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江南社会或者江南市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彭慕兰写《大分流》时注意到的情况。江南的市镇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大串城市。江南很多古城体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可能过去我们印象中认为明清两代中国都是落后的，但江南市镇这样的历史经验是打破旧有观念的。如果改变过去对现代化或者说世界史的理解的话，那么中国独特的城市经验、城市形态可能就要被重新书写。可能会给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不同的方案、想象或者智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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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丹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