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11月14日电(记者 陈静)时间走到了2022年的今天，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经过了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进入了分化时代。无数的经验证明，大浪淘沙，唯有耐力超强的长跑型选手，才有能力成功突围。

　　小分子赛道、差异化靶点、突破性疗法……和誉医药2022年半年报展示的这些关键词让这家创新药企备受瞩目。行业内一看便知，能快速推进如此多临床阶段管线的企业的管理者必然成药经验丰富，做事风格务实，管理理念成熟。

　　和誉医药创始人兼CEO徐耀昌就是这样的领导者，“患者在等待，我的理念只有一个，就是真正把创新药做起来。”2016年，徐耀昌开启了人生新篇章——创办和誉医药。接下来几年，和誉快速成长，也与中国的创新药发展的起起伏伏交会。但对于中国创新药的未来、和誉医药的未来，徐耀昌从未怀疑过。

 

 

　　六年时间白驹过隙，对于徐耀昌和他身后的和誉医药团队来说，这六年来他们总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上。和誉医药目前已有15条研发管线，包括潜在的“Best-in-class”和“First-in-class”，成绩斐然。用徐耀昌的话来形容，这六年来，“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他认为，一时的市值高低并非决定性因素，如果拉长时间的尺度往远看，中国的创新药才真正起步不到10年，而这些年里并不乏世界级“me better”和“Best-in-class”，徐耀昌坚信，只要踏踏实实地坚持做有临床需求的创新药，总会有回报。

30年经验铸就长期主义，立志做中国创新药

　　徐耀昌的从容有因可循。从海外到归国30年间，徐耀昌参与过拉米夫定(Lamivudine)，千忧解(Cymbalta)，Lasmiditan，氟马替尼，贝格列汀，洛塞那肽等多个药物研究与开发工作，并参与和推动 cMET抑制剂( Capmatinib)等多个新药通过美国FDA和中国药监局(NMPA)的批准与上市。

　　他完整经历过美国生物医药科技公司从繁荣到惨淡再到辉煌的大周期，并见证过无数个小周期，他早已见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景象，并且锻造出坚定的长期主义信念：滚滚时代中不确定性随处可见，但真正有价值的新药却永不褪色。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毕业的徐耀昌被选入一个国家级的交流项目，此后他赴美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中国内地走向海外求学的科学家。据徐耀昌表示，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在跨国药企礼来担任高级有机化学家，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批进入海外跨国药企工作的华人。在礼来，他拥有了一系列的成药经验，并沉浸于科研带来的成就感中。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将徐耀昌带离安稳而熟悉的轨道，当时礼来委托徐耀昌带领团队与外包服务公司合作，共同研发新药。通过这次机会，徐耀昌回国了，当时他和团队考察了大连、北京、香港、南京，最后决定把项目落地上海。

　　这是一个经过再三考虑的决定，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决定。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家海外跨国药企尝试在中国寻找外包服务团队，徐耀昌和礼来团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都“相中”了中国外包服务的价格优势，多个跨国药企落地张江。

　　不仅如此，徐耀昌希望欧美药企能在国内落地的不只是外包业务，还包括研发中心。2005年，这个愿望实现了！另一家欧美跨国药企诺华邀请徐耀昌到波士顿，共同商议如何组建诺华中国研发中心。

　　此后，作为创始人员之一的徐耀昌回到中国，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诺华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直到 2012年，徐耀昌加入豪森药业担任新药研发负责人，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帮助这家公司，从0到1建立起新药研发体系，“四年以后，规模大概200多人，临床研发都有了，后来的管线，应该是国内药企创新药批得最多的药企之一。”

　　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从海外到国内，从跨国企业到本土药企，从实验室到企业管理，所有的经历，成为了更高跳跃的基石。2016年，徐耀昌再次完成了一次跳跃。这一年，徐耀昌与喻红平、陈椎共同创立了和誉医药， 半年内团队成员达到30人左右，并全面启动科研工作。在2016年A轮融资时，和誉医药就拿到了2800万美元投资，投资人看中的就是徐耀昌在世界一流跨国药企和国内顶尖级别药企研发中心中工作的30多年丰富经验和取得的成绩。 “我是想真正把创新药在中国做起来，我坚信这个理念是对的，我也愿意为实践这个理念努力。”

　　人几乎不可能预见和规划自己十几年后的人生，但徐耀昌一直持着“独立做中国自己的创新药”的信念，回头来看，这个信念驱动着他迈向舒适区外，这十几年来的每一步，都在践行着这个信念。

在资本寒风中，如何最大化提升效率保持战斗力

　　2022年对于中国的创新药行业是艰难的一年，领先一步的抗体药遇到支付困境，创新药重镇上海遭遇疫情，很多小Biotech的经营遇到了现金流紧张的问题，甚至有公众号呼吁Biotech需要卖身来江湖救急。

　　和誉医药的研发中心位于张江，也经历了此次疫情，徐耀昌坦言，临床试验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一方面因为和誉医药的临床试验多数在其他城市开展，另一方面，和誉医药本身的管理调度也很到位，“政府很支持，“徐耀昌回忆，作为第二批申请复工复产的企业，和誉医药的科学家们立即进驻实验室，投入研发工作，吃住都在实验室里。

　　疫情中复工复产虽然不是常规的情况，但这种应急能力是对企业整体调度能力的一个折射，也正因为此，和誉医药的项目进度没有被打乱。对比很多创新药企，和誉医药的现金流稳健。根据3月18日和誉医药发布的2021年年报，公司现金及银行结余高达约25.46亿元人民币，折合约3.7亿美元，能够拥有这样充足的现金，在早期创新药公司中十分难得。

　　“我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徐耀昌坦言笑道，他有着“60后”中国科学家精打细算的思维，“企业的科学基础、管理基础及财务基础同等重要。要把融来的钱合理的用在“刀刃”上。”

　　这种专业、严谨、拼搏的管理态度，也和誉医药多年的务实文化息息相关。徐耀昌和他的团队都秉持着务实笃行、行稳致远的原则管理和研发新药。

　　“这么多年，我每天都是很早来公司，晚上很晚才离开， “虽然资历深厚又是老板，但是徐耀昌从未懈怠，对项目进度极为关注。紧盯一刻不难，难的是时刻卯足劲儿，这是一场马拉松长跑，”这些年来，我们100多位科学家每天都是这个状态，”徐耀昌说。

　　“科学家的这种热情是发自内在的，病人缺少什么药，我们能不能开发这个药？我们两百多位员工，整天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徐耀昌感慨。公司内跨部门的科学家群，每天都讨论各种科学、研发问题，经常到深夜大家还在为一篇新的学术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

　　开发新药非常艰难，有问题出现时，徐耀昌和和誉团队齐心协力寻找解决之道，做实验将其一个一个攻克， “科学家都有不怕困难、敢于面对无数个挑战的精神。” 

　　“要去激励科学家，找到他们的内驱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徐耀昌表示，药企要有很好的管理体制，简单的企业绩效管理对于顶尖的聪明人来说并不起效，在一个药企中，有生物学家、化学家、毒理学学家、临床研究者、药政专家等等，要把所有人的思路统一在一起，变成公司的一条思路，“科学家们统一思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公司的管理要跟上，部门和部门的交流一定要充分。”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和誉医药统筹的很好，“我们六年多时间，没有怠慢过一天，问题出来马上解决，公司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放在上面，”徐耀昌的这句话掷地有声。

　　执着专注、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正是在这种创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的激励下，和誉医药靶点的创新不断推进，硕果累累。而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热爱，带来组织层面的稳定、专注和奉献精神，并吸引着新的优秀者加入，也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深耕临床需求，坚定小分子赛道做“Best-in-class”

　　几年前国产PD-1还未获批时，中国创新药领域就流传出靶点过于集中的说法，这几年来，投资人和创业者们最有热情的赛道始终围绕着肿瘤适应症的大分子、抗体药、细胞疗法，随着国内政策的挤压，一时之间似乎小分子赛道有点跟不上潮流。

　　但事实其实并非这么简单。纯粹从商业逻辑上度量，没有“万能”的靶点和赛道，只有“万能”的临床需求。对于和誉医药来说，投资人不仅看重徐耀昌以及团队在成药方面的成功经验，还有徐耀昌以及团队在差异化靶点、临床战略以及解决病患需求等方面的判断力。

　　和誉医药聚焦在肿瘤的免疫治疗和精准治疗的小分子药物。专注做小分子药的模式在创新药企中不多见。但实际上，在抗肿瘤药物中，小分子药物疗法一直是治疗肿瘤的重要手段，“抗体药的好处是靶点更精准，但是它的短板就在于，大分子的抗体药进不到细胞内；小分子药物是口服、注射都可以，容易被吸收，而且生产成本很低，这是优势。“徐耀昌解释。

　　目前，和誉医药已开发出15款药物组成的产品管线，靶点涵盖了FGFR4、泛FGFR、CSF-1R等领域，管线覆盖范围很广，市场具有很大开发潜力。并且和誉医药拥有全球最大的FGFR管线组合之一，包括公司核心产品ABSK011和ABSK091在内的五款迭代FGFR候选药物，均为全球潜在的同类首创或同类最佳小分子药物。

　　“关键是我们要了解中国及全世界的市场，了解中国及全世界病人的需求。”徐耀昌表示，“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企在这几年发展之后，虽然暂时还没有做出全球第一的药，但是至少有一些Me-better或Best-in-class的药。”

　　和誉医药有多款产品是全球潜在的“Best-in-class”， ABSK021就是其中一款。这款主攻腱鞘巨细胞瘤的小分子靶向药品，有望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CSF-1R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 抑制剂。

　　腱鞘巨细胞瘤是一种罕见局部浸润性软组织肿瘤，主要因CSF-1R引起，最常见于关节滑膜、滑囊或腱鞘，患者一般的表现是关节疼痛和僵硬、肿胀、出血性关节积液、关节周围糜烂、软骨退化和继发性骨关节炎。腱鞘巨细胞瘤的发病率每百万人约有43人患病，医药圈内众所周知，在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罕见病”从来不罕见，这个发病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们从研究大量的文献中了解到CSF1R 抑制剂可以治疗腱鞘巨细胞瘤，它的机制很清晰，而当时大部分药物公司开发的CSF1R抑制剂在选择性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开发选择性高的CSF1R”徐耀昌回忆道，“做这个靶点的医药公司不少，而我们对ABSK021的目标是，高选择性、高活性、并且要入脑等多种特性。”在开发的过程中，徐耀昌逐渐对于患者的需求越来越明晰，除了手术的标准疗法外，目前国内尚无针对无法手术的腱鞘巨细胞瘤患者的治疗药物上市，但患者却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对于腱鞘巨细胞瘤，部分患者手术切除难度大，或者手术风险非常高，靶向药物的出现给了不能手术的腱鞘巨细胞瘤患者一个新的治疗选择。”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主任牛晓辉教授此前在媒体上表示，此处提到的靶向创新药，就是ABSK021。

　　研究表明，ABSK021可阻断CSF1/CSF-1R信号通路，预期可在包括TGCT在内的多种巨噬细胞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一款能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的“Best-in-class”药品。正因为此，在2019年8月，ABSK021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许可，2021年7月，和誉医药与曙方医药合作开发ABSK021针对神经系统罕见病领域适应症的应用。今年7月，CSF-1R抑制剂ABSK021获国家药监局的突破性疗法认证，并在10月获CDE批准进入对腱鞘巨细胞瘤患者的关键临床III期试验，有望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CSF-1R抑制剂。

　　而ABSK021的首发适应症选择，也是基于了解市场布局的基础逻辑。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CSF-1靶向药已经有数个陆续上市和研发，海外的大药企辉瑞、BI(勃林格殷格翰)、第一三共等都已手持CSF-1抑制剂，但它们的适应症多在另一种罕见病——渐冻症。ABSK021不仅在中国，在海外也很有机会。

　　“创新药有它内在的一套流程，选靶点的时候一定要兼顾靶点创新性和成药性。”徐耀昌解释和誉的研发管线思路，一旦选定靶点后投入巨大，因此一定要尽量看准创新和差异化，看清是否满足了临床和市场需求。

　　这也是和誉医药选择肿瘤精准治疗的原因，“靶点不怕内卷，怕的就是你跟人家一模一样，几十家公司抢市场没意思，你做出来以后，你就是中国的NO.1，你卖起来不用跟人家竞争。”徐耀昌表示，“科学家要有情怀，做的事情要解决社会迫切需要的东西。”

　　观其言，知其行，这些案例，也只是和誉众多管线进展中的个案。在和誉医药的管线进程表中，已经有了多项“全球首个”，例如已经完成首例患者给药的ABSK061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同时获得国家药监局和美国FDA许可，并且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选择性FGFR2/3小分子抑制剂。

　　除了单药研究，联合用药也是和誉医药正在探索的重要方向，公司多项BD合作正在推行过程中。去年4月，和誉医药与燃石医学合作开发的ABSK091 ，一种CDx试剂；10月，与罗氏就ABSK011和PD-L1抗体阿替利珠单抗达成合作；今年2月，与百济神州就ABSK091和抗PD-1抗体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用药达成合作。

　　在Biotech们竞相出海的当前，和誉医药也走在前面， 2019年11月，和誉医药与阿斯利康签订独家授权合约，获得ABSK091(AZD4547)的全球范围内的开发、制造和商业化权利。2022年年初，和誉医药与礼来达成了高达2.58亿美元的co-discovery全球合作和独家许可协议。

　　根据公司规划，和誉医药计划于今年提交ABSK121、ABSK051和ABSK012的临床申请。并且，公司还选定了两款新一代小分子药物，正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分别为ABSK112和ABSK071。正是因为公司差异化管线布局和持续性的临床进展，徐耀昌对未来满怀信心。

　　“如果能一个、两个、三个，不断把新药做出来，新药的优势也会得到二级市场的认可，”徐耀昌表示，当初的初衷就是去解决没有满足的临床需求，因此管线研发推进、商业化能力必然为公司带来估值的提升，“只要踏踏实实做药，整个生物医药形势变好了，失去的估值也就会回来。”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未来，徐耀昌很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创新药现在刚刚进入收获期，而对于创新药企来说，需要真正的自主创新，真正做到First–n-class，，“不能雷同，即使同样的靶点，也要有创新。”

　　与此同时，徐耀昌也保持着一种新药研发的紧迫感，“十年是一个马拉松，这个马拉松过程当中，一步都不能松懈，松懈一步说不定这个项目就落后了，落后了就可能没有机会了。”徐耀昌说，“我们就是在永不松懈地追求创制新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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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