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5月11日电(记者 许婧)“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立足中国文明特质，融合现代传播规律，构建‘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叙事体系。”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孙宜学表示，中国故事以真实为基，自古有“实录”传统，并善于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以“小故事”承载“大叙事”，在叙事中自然融入“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价值观，而非生硬说教。

　　在孙宜学看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目标，是要以文明对话替代文化对抗，将中国叙事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框架，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拥抱世界，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

　　他解释道，“世界共情”是指跨越文化、民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界限，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实现不同群体对人类共同命运、普遍困境或核心价值的深度理解与认同。“世界共情”超越“自我-他者”对立的情感联结，不仅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更是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共情不是单向的“同情”或“怜悯”，而是通过换位思考，理解他者的生存经验与情感逻辑，在差异中寻找家庭亲情、生存渴望、对尊严的追求等普世情感，通过非对抗性叙事传递“合作共赢”价值观，从而成为跨越文化隔阂的“通用语言”。

　　“中国故事”要成为世界故事，首先要讲成“世界共情故事”，为此就要相应改变讲中国故事的方法，首先要实现从“宏大叙事”到“共情叙事”的转变。

　　“宏大叙事”指以整体性、权威性、目的论为特征的叙事模式，常用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民族认同塑造或全球话语权争夺。“宏大叙事”以整体性视角统摄复杂现实，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统一性，由国家、主流媒体或知识精英主导，传递具有合法性与规范性的解释，预设明确的价值目标与未来愿景，依赖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整合多元历史经验，通过共同目标与集体记忆强化群体认同，体现国家发展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叙事中争夺解释权，提供替代性全球治理方案。

　　“共情叙事”是一种以情感共鸣为核心驱动力的传播策略，通过挖掘个体或群体的情感体验，激发受众的代入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信息传递、价值共享或行为引导。“共情叙事”强调从“理性说服”转向“情感联结”，在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在消解文化隔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以情感为叙事起点，聚焦具体个体的生命经验，而非抽象概念，通过细节、场景、人物命运，选择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主题如亲情、爱情、生存、尊严等触发受众的共情反应，鼓励受众参与叙事建构，通过社交媒体、用户生成内容等形成情感共振，降低文化折扣。“共情叙事”的本质，是通过情感的“翻译”跨越文化的巴别塔，既不是对“宏大叙事”的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软化工具，而是构建理性与感性共生的传播生态。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唯有让“国家故事”与“个体命运”共振、“文化符号”与“情感体验”交融，方能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的传播提升，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孙宜学进一步指出，“宏大叙事”与“共情叙事”是辩证互补关系。“宏大叙事”提供框架，“共情叙事”填充血肉。“宏大叙事”是文明存续与国家认同的必要工具，但在全球化与个体化并行的当下，其生命力取决于能否实现从庙堂到日常生活的话语转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要“顶天立地”：“顶天”，即承载价值高度，“立地”，即扎根生活土壤，唯有在“宏大叙事”与“共情叙事”的张力中，方能构建既有历史纵深又具人性温度的文明对话体系，包括打破“龙的传人”“四大发明”的重复性叙事，聚焦当代中国人的日常叙事，将家国情怀转化为家庭责任，用亲情、奋斗等普世主题引发共鸣。

　　要确保中国故事的“共情叙事”既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能以开放姿态拥抱人类共同价值，就要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话语体系，遵循文化接近性原则，寻找中外价值观的交集，如和平、发展、家庭伦理等，运用国际通用的符号和叙事模式，增强中国故事的可理解性，通过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的价值观，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孙宜学提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创新传播策略与路径，多聚焦普通人的故事，避免宏大说教；既要传播传统文化，更要讲好当代中国；既要造船出海，创新、优化中国传播渠道，也要借船出海，与国际平台合作，推出多语种内容；既要社交化传播，以轻量化、视觉化方式传播，又要细分受众，分圈层触达，去政治化表达，以他者为中心，寓教于乐，避免急功近利，通过持续积累改变认知偏差，最终实现从“中国故事”向“世界共情故事”的跨越。(完)

注：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   

编辑：王丹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