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10月16日电(缪璐)10月16日，华理方案——2026中国经济秋季研讨会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举行。华理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就其最新研究成果《新二元经济悖论的系统性破解——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理论分析、战略布局与体制改革》作主题演讲，系统阐述了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并首次完整提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理论框架及配套改革方案。来自经济学界、企业界及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

　　问题诊断：K型分化背后的制度性错配

　　沈晗耀在演讲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显著的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K型分化”格局。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攀升至13.3%，人工智能关联行业增速普遍突破30%；而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建筑业、传统制造业增速持续走低。与此同时，2023至202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39%左右，远低于56.5%的全球平均水平。

　　“总量回暖而体感偏冷、增长分化而内需不足，这一结构性悖论的本质，并非短期周期性波动，而是时代性制度错配。”沈晗耀强调，新质生产力已全面迈入科技智能时代，而既有的生产分配体系仍固化于传统工业时代框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要素对传统劳动要素的持续替代，正不断瓦解按劳分配制度赖以存续的的经济基础，进而产生出“科技进步加速—就业替代提高—居民消费趋弱—内生动力递减”的累积性负向循环。

　　理论创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沈晗耀在演讲中首次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作为衔接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历史性过渡形态。他指出，当生产力实现质的根本性跃迁，必然倒逼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进行适应性变革。现阶段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高度适配的新型生产分配体系，塑造既消除绝对贫困、又保有合理收入差异且可持续迭代升级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新路。从制度层面提高消费力，破解新二元悖论。

　　沈晗耀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各阶段的分配结构特征：初级阶段按劳分配占比70%以上，核心目标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中级阶段按需分配人口占40%-50%、按劳分配占35%-45%、按资分配占10%-15%，核心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保留合理差距、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占比70%-75%，实现全社会全面共享发展成果。

　　沈晗耀特别强调，该理论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及北欧福利模式存在显著区别：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财富分配主要来源于全民所有资源与国有资产收益，不单依赖对资本高额征税；二是完整保留劳动、资本与创新的多元激励机制，完全不同于简单福利制度；三是以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为根基推进共同富裕，而非资本主义框架下被动的社会福利补贴。

　　战略布局：双轮驱动协同发展

　　着眼于世界进入科技时代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沈晗耀提出了“科创产业抢占世界高地、主体产业稳定经济底盘”双轮驱动破解新二元悖论的核心战略。

　　科创产业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国家级战略高地，建设三大世界级科创中心，实行错位布局、差异化发展，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导向权：长三角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硬核科技；京津冀主攻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前沿新材料；粤港澳聚焦5G通信、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与数字产业化，打造参与全球前沿科技博弈的核心先锋力量。

　　主体经济重点夯实房地产、交通与一般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重中之重是重振第一核心支柱产业房地产雄风。沈晗耀特别指出，当前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初逾40平方米(使用面积约30平米)，远低于澳洲、美国、欧洲人均使用面积70、60、50平米。按照“高质量、高标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导向，可通过“存量旧城提质改造+增量优质住房扩容”双轨路径，推动人均建筑面积提升至60平方米(约45平米使用面积)，再造一个相当于现有规模体量的高质量住房产业，持续释放数十万亿级长效投资与消费内需，带动众多相关产业全面进入高速发展轨道。

　　第四产业扩容方面，应进一步扩容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为核心的公共经济，预计十年可新增3000万个公共服务优质岗位，有效对冲技术替代引发的结构性失业压力。

　　体制改革重点方向：分配、筹资与金融保障体系

　　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升级，沈晗耀系统介绍了配套的体制改革方案。

　　在分配制度方面，推动建立四级复合分配制度，适配我国约7亿就业人口与7亿非就业人口的现实结构：基础层实行按需分配，覆盖婴幼儿、学生、老人、失业等非就业人口，通过按需分配来完全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发展权益；第二层劳动就业层，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三层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合法资本收益适度差异化调节；第四层实行机会收益分配，对顶尖科创人才与重大创新主体给予超额创新激励并配套超额累进调节。

　　经测算，全民普惠保障年度资金总需求约为30万亿元。资金将依托数字人民币直达个人账户，按月精准发放，并配套建立反福利依赖机制，实现“保底不保懒、兜底不封顶”。

　　在分配资金筹措体系方面，构建“全民资产收益为主体、财税调节为补充、政策性金融为动态支撑”的三重渠道资金筹措体系架构：第一重全民资产要素收益分配约20万亿元，占国民收入约15%；第二重财税再分配调节4至6万亿元；第三重政策性金融补充4至6万亿元，合计28至32万亿元，全覆盖按需分配资金需要。按照十年渐进式路径，随着改革深化，全民资产收益与财税内生资金占比稳步提升，政策性金融增量资金占比适度调节，最终形成完全内生可持续的资金供给体系。

　　金融保障体系方面，沈晗耀提出央行应成为需求创造的“第一推动力”，建议新设国家级政策性银行——中国社会发展银行，专门承接央行零(低)利息、无期限的政策性专项资金，定向支持第四产业发展与普惠民生保障；同时配套设立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与房地产三大国家级平准基金，锚定2%温和通胀目标，充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调节器和“压舱石”。

　　沈晗耀提出，改革应遵循稳中求进、试点先行、迭代优化原则，分三阶段推进：试点期(1-3年)选取代表性区域开展按需分配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广期(3-5年)由点及面全国推开，覆盖30%以上人口；深化期(5-10年)四级分配、三重筹资、新型金融机制全面落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制度框架基本成型。

　　与会者对沈晗耀的研究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该研究将K型分化这一宏观现象上升为“生产力—分配制度时代错配”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为制度锚点，构建了覆盖理论、战略、分配、金融全链条的系统解决方案。建议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的理论衔接，细化制度设计与现行法律法规的接口分析，增强方案的可操作性。

　　沈晗耀表示，新二元经济悖论无法单纯依靠当前所拥有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各种工具调整化解，必须依托发展阶段升级与生产关系系统性变革破解。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新模式深度适配中国国情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兼顾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致力于构建“既彻底消除贫困、又保有合理差异、并有创新发展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为破解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产业分化等中长期宏观难题提供理论导引及可供选择的系统性方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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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丹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