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上海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即统战资源丰沛性、统战气度恢弘性、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统战资源丰沛性

　　上海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由于城市特大、人口众多、来源广泛、存在租界、国际联系便捷等因素，上海成为全国统战资源最为丰沛的地方。

　　这里是近代中国国际移民最多的城市，来自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移民，最多时超过15万。这里是全国民族资本最发达、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全国工业产值通常有三分之一出自这里，众多著名工商企业家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活动。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众多文化名人、社会贤达，长期工作、生活在这里。

　　这些因素，使得上海在国内、国际、各阶级、各党派、各宗教的统战资源都极其丰沛，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近代上海成为党外民主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有两个诞生在上海，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有的党派中央总部机关一度在上海，有的以上海为重要活动中心，如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民国时期，上海共有各种类型的党外著名代表人士一千余人，人数之多，界别之全，为全国之最。

　　统战气度恢弘性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注意到上海统战资源的丰沛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联合那些以前反对过我们、后来有所变化的力量。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非凡的恢弘气度。

　　且以团结杨登瀛为例。杨登瀛曾担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他交游广泛、人脉丰厚，是一个关键位置上的特殊人物。中共地下党感到他是可以联络、团结的对象，让陈赓与他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络关系。正是通过杨登瀛，地下党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比如，1928年8月，通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地下党查实中共党员戴冰石已叛变，避免了对我党地下组织造成严重破坏。

　　再以杜月笙为例。杜月笙作为上海著名青帮大亨，对共产党欠下累累血债之人，但他又不是政治上极端僵化之人，中共地下党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与日军血战，但因为经费限制，缺乏防毒装备。党组织派潘汉年与杜月笙联系，希望他捐赠防毒面具。结果，他捐赠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运送给八路军将士。

　　统战工作创新性与统战成效全局性

　　从1921年起，有首尾12年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即使自1933年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我党在这里所进行的很多统战工作，依然具有创新性与全局意义。

　　先以创办上海大学为例。创办上海大学，本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结果，也是中共二大以后，党的第一个富有成效的统战创新实践。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大学的骨干力量是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员，大学的办学宗旨、系科设置、教员聘请，也主要由共产党人决定。请于右任当校长，在学校立案、争取经费、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上海大学成立后，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造就了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培养了李硕勋、刘华、杨之华等一批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到1927年北伐前后，上大已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涌现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学家，当时社会上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

　　再以策划、邀请斯诺访问延安为例。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发表《西行漫记》，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在全世界一下子正面起来、鲜活起来，这背后有一连串的统战实践。

　　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很希望能通过西方记者之口，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通过上海地下党，请宋庆龄帮助物色一位合适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源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需求，斯诺很想亲身到陕北进行实地考察，报道实际信息。他到上海找到宋庆龄，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毛泽东和斯诺，都把目光投向了宋庆龄，投向了上海。正是得益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得益于宋庆龄中西文化兼通、中西人脉俱广的特点。于是，宋庆龄向毛泽东推荐了斯诺，并让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与斯诺同行。通过一番周密安排，斯诺终于完成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之行。

　　上海在统战方面的独特作用，既是以开放、创新、包容为核心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生动体现，也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内涵。

　　(作者熊月之，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

注：请在转载文章内容时务必注明出处!   

编辑：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