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新闻6月16日电(唐小瑜 许婧)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文学院王晓明教授荣休仪式暨演讲13日在上海大学举行。

　　王晓明，1955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当过5年工人。1979年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师从许杰和钱谷融先生。1982年毕业，留系任教。现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该校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主任。同时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特聘教授Distinguished Adjunct Professor of Humanity(2014-2019)。目前主要从事当代文化分析和中国现代早期思想研究。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致辞，感谢王晓明教授把学术精力最旺盛，学术思想最成熟的黄金岁月奉献给了上海大学中文学科。他以南通张謇“一个人改变一座城”为例，高度评价王晓明教授“一个人改变一个学科”，对上海大学文科在全国地位的提升发挥的巨大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教授深情回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晓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在丽娃河畔和学生们讨论文学的动人风景。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运在致辞中感谢王晓明教授任上海作协副主席期间对上海文学事业的推动，对青年作家们的关注与提携。

　　作为多年的学术挚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动情回忆了和王晓明教授的学术交往点滴，赞扬王晓明教授打破传统作家论批评范式，树立独特的文学批评个性，并指出这种批评风格和后来转向文化研究的内在思想关联。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致辞感谢王晓明教授对社联工作学术刊物与学术活动的支持，对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引领。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朱国华在认为，作为学会 原副会长的王晓明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极大提升了学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学术声誉。他的言传身教，不仅是学界后辈的楷模，也是学会同仁的宝贵财富。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刘勇在致辞中(请主持人代读)充分肯定了王晓明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赞誉晓明教授始终在以切身行动守护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以鲁迅一般挺立的姿态深刻诠释着“知识分子何为”的时代命题。

　　当天，成旦红为王晓明教授颁授荣休纪念牌，毛尖教授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赠送纪念礼物，上海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王远弟颁发捐赠藏书的证书。

　　在荣休演讲中，王晓明教授以《“如何‘幼稚’，怎样‘大学’”》为题，一方面回忆过往，以别人对他的“幼稚”评价入手回顾了自己的学术成长；另一方面是立足当下，剖析“大学”的挑战和应对。

　　王晓明教授在演讲中谈及当下的两种现象：一是现实的状况严重超出预料，过去的经验基本不管用；二是本来以为早就消失了的“过去”，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这两种“历史感”催人早熟，在让人变得复杂通达的同时，也使得人的自信容易崩溃，过早地习惯于“认命”。由此回忆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留校任教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文学青年们普遍的桀骜不驯、慷慨激昂风气帮助了他们抗住压力，保留了“幼稚”的一面。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他提出“文化”是决定当代生活的一大关键，并进一步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当前大学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来自AI。当代学生普遍的做题式的知识学习和知识生活与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相碰撞，迫使大学直视其严峻并做出改变。王晓明教授因而强调，虽然改变很难，但相比于具体怎么做，是否有决心去做显得更重要。提倡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点点改变，一步步改善。

　　王晓明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大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在于人的心智结构的“小器化”，具体表现为：只关注此刻，不在意未来和过去； 只看见鼻子底下这一小块地方，不在意别处和远方；只看重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不懂无形的东西； 只知道竞争和博弈，看不见实际存在的其他的人-人和人-物关系； 满眼都是“自己”，对他人越来越无感。 认为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病症，但在当下膨胀得格外夸张。王晓明教授指出，要对抗“小器化”，回到原本使人“大器化”的格局中。让普通人都变得“大器”，是大学的责任，大学就是要帮助所有学生接触和掌握优异的文化资源。

　　互动交流环节中，来自台湾地区的陈光兴教授回顾了和王晓明教授一起推动文化研究的往事，赞誉上海大学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对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充满希望，认为荣休后晓明教授能做更多的事儿。

　　王晓明教授在一一回答观众的提问后，也告诉自己荣休后的学术安排，一是完成中国现代早期思想的研究，二是继续做当代中国的文化分析，三是写个人回忆录，为时代留下个人的“证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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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秋莹